大唐在赏功罚过这方面，还是颇为谨慎的。
当然，立国之初有点乱，包括李勣，程咬金等名将在内，都有点冒功或夸大请功的乱象，直到贞观年以后，才慢慢有了规矩，名将们也收敛了许多。
李治登基后，借着扳倒长孙无忌一事，给朝堂狠狠立了威，对于赏功罚过就更严格了，尤其是晋升官爵这方面，更是只出不进。
因为爵位这东西，虽说对臣子是莫大的荣耀，也是功臣子孙的铁饭碗，但对皇权来说还是弊大于利的。
所以大唐立国后，从李世民到李治，都在有意无意地尽量削减爵位，鲜少增加。
李钦载是个特例，以前立过的种种功劳太多太大，已经到了非封爵而不可的地步。
而对于李钦载引进番薯一物，李治当然也想马上晋他的爵位，不过当时许多朝臣谏止，而李钦载也一再谦逊推脱，李治也不便再坚持。
直到今日，南方种下的第二季番薯收成实实在在摆在李治面前，作为大唐皇帝，李治欣喜于番薯产量与社稷永固之时，怎么可能会忘了李钦载？
第一次收成不过数十斤，尚没有明确的亩产数量，这是第二次收成，明明白白的两千多斤摆在眼前，还不能证明李钦载的功劳？
功劳太大了，李治若不表示点什么，自己都有愧。
